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曾经出现了一批具有律师身份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或从事律师职业,同时倾力政治活动；或早期执业律师,转而成为职业政治活动家,在反对封建、反对独裁、反对殖民主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后,共和国并未忘记这些功臣,他们受到了人民、党和政府的敬重和关爱。回顾那段历史,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律师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手书邀请江庸律师参加新政协

江庸是上海著名律师。1949年秋,江庸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收到一封字体苍劲飘逸的函件,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落款边上豁然写着一个大字“毛”。他急忙打开,上面写道:

“翊云先生: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即颜惠庆)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即许藻容,法学家,江庸推荐给毛主席)先生事,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率复。敬颂道安!毛泽东。”

时已71岁高龄的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下午,他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江庸律师一贯秉持正义,坚决抗日,反对内战,深得毛主席的赞赏。正是缘于此,毛主席没有忘记他,才邀他参加新政协。江庸后来曾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

董必武说,“沈钧儒先生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先生逝世。在他的追悼会上,董必武副主席在悼词中说:沈钧儒“他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

沈钧儒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律师之一。1928年后,沈钧儒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他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1935年12月,他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救国会又发表救国宣言,同年5月参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坚贞不屈,1937年7月才获释。

沈钧儒坚决抗战、反对内战,主张宪政、反对独裁,深得共产党的赞许和信任。1948年5月1日,沈钧儒收到毛泽东亲笔给他和李济深的信函,邀请他们参加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事宜。5月5日,沈先生回电表示要与全国人士“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9年春,沈钧儒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开国大典上,他站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身旁,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沈钧儒去世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依旧没有忘记他。198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胡耀邦在讲话中,称沈钧儒、廖仲恺、何香凝等先生是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我们深切怀念他们。1998年6月11日,沈钧儒纪念馆正式开放,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为该馆题写馆名。

周恩来说,“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

刘崇佑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投入反清运动。辛亥革命后,北京国会成立,任众议院议员。曹锟贿选之后,他退出政坛,从事律师。他与李大钊、梁启超、沈钧儒、邹韬奋等过从甚密。“五四”运动时,曾经为学生辩护,深得师生赞誉。

“一二·九”惨案中,天津南开大学进步青年周恩来等四人被逮捕。为营救周恩来等人,邓颖超等积极奔走,除了聘请天津的两位律师之外,还特意到北京请刘崇佑出任辩护律师。北洋政府不顾公义,判决周恩来等人徒刑两个月。但是,迫于众怒,加之关押已超过刑期,法庭当庭释放周恩来等被逮捕的学生。

为了帮助周恩来,刘崇佑建议周恩来到海外深造。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和刘崇佑各资助500元,周恩来踏上了法国留学的旅程。此后的两年间,刘崇佑律师每月汇给周恩来二十余银元作生活费,直至周恩来获得奖学金。

周恩来到法留学之后,刘崇佑律师再也没有与周恩来相遇。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刘崇佑律师。1941年9月,刘崇佑律师在上海病逝。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惋惜并赞扬说:“刘崇佑先生是中国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律师”。解放初期,周恩来专门委托陈毅市长关照刘崇佑律师的家人。1957年11月24日,周恩来还亲自赴上海看望了刘崇佑的夫人,并指定专人为她解决生活困难。

胡乔木说,“写党史不能忘了陈友仁”

1988年,胡乔木在谈到党史写作时说:“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跟共产党合作的人在党史中应当有他们的地位。”他接着说,“国民党左派如武汉时期的陈友仁,是完全应当歌颂的”。

陈友仁祖籍广东,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过他的努力学习,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华人律师,事业十分成功。

1911年秋天,陈友仁在英国听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激动不已,毅然回国。他曾被聘为北洋政府交通部法律顾问。1916年,他在上海与孙中山见面,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1918年,陈友仁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

在孙中山去世之后,陈友仁是孙中山“联共”政策的积极拥护者。1927年7月,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陈友仁代表宋庆龄发言,坚决反对“分共”、“清共”,坚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35年,陈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儿子陈丕士拜见国民党要人,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多年之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肯定。

陈友仁去世近67年之后,2011年9月,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使杨优明专门拟文纪念陈友仁。他深情地说:“陈友仁为中国革命付出了一切,包括自己”。

马克斯·韦伯说:自从政党出现以来,律师在政治中的作用便不是偶然的。追寻前辈律师们的政治足迹,他们所秉承的法治和宪政的理想,依旧指引着我们后辈律师们的前进方向。历史应当被牢记。尊重律师,善待律师,应当成为当今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取向和标志。

原标题：律师,共和国不会忘记

来源：西北刑事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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