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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于人性和“种族”的历史观念出发为共同人性做无罪辩护

2015/4/7 16:53:46 来源：刑辩力机构律师网浏览次数：106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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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人性和“种族”的历史观念

人类的心理机制是进化的产物，当人类能够根据一些事物的共同性质而把它们归于一个类别时，他们自然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共同性质是什么？对于“人性”这一古老的话题，有不同的说法。在古希腊，柏拉图认为，“人是无毛的两脚动物”。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无毛”和“直立”只是人的特性，而不是人的本质；他关于人的本质定义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在中国，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反驳说，“食”和“色”只是人和动物的共同性质，不能区别“人性”与“犬之性”、“牛之性”的本质差异；只有仁义“四端”才是人的道德本质；没有“恻隐之心”等“四端”的人实质上不是人（“非人也”）（《孟子·告子上·公孙丑上》）。在“轴心时代”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两场分别发生在希腊和中国的主题相似的辩论，预示了后世关于人性的两种不同观点：柏拉图和告子代表了生物学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和孟子代表了本质论的观点。

当人们在活动疆域之外发现了不同外貌、语言和文化习俗的群体，他们把人类分为不同的种族。“种族”是一个和“人性”同样古老的观念，中国人按照地理方位把周围的异族称为“东夷、西狄、南蛮、北戎”，自己则是位于中央的“华夏”族。西方人长期接受的是《创世记》第十章的说法：洪水之后，挪亚的子孙闪、含和雅弗“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创10：5）历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人的解释是：闪留在中近东附近并向东迁徙，蕃衍成黄种人的各种族；含向南迁徙，蕃衍成黑人各种族；雅弗向西迁徙，蕃衍出白人各种族。在18世纪的林奈分类法中，“种族”是“智人”种的亚种，包括亚洲的黄种人、欧洲的白种人、非洲的黑种人和美洲的红种人。从此，“种族”被当成一个科学的概念。

不同的种族有没有共同的人性？本质论的人性观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只适用于希腊人的特征，“野蛮人”没有理性，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以不同的文化习俗区分种族。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是说要用中国文化把外族变为华夏，只是那些不膺服中国文化的种族才是蛮夷。这些分别以哲学的和文化的本质论观点来区分不同的种族。基督教认为，“原罪”是堕落的人性，只有靠上帝的拯救，才能恢复真正的人性。“原罪”说与关于人与上帝关系的宗教本质论结合，导致了人类中“选民”和“弃民”的区分。关于人性的生物学观点也不承认不同的种族有共同人性。传统的生物学观点“以貌取人”，用人的肤色和其他外貌特征，如头发的颜色和形状，眼珠的颜色，鼻梁的高矮，头颅的长圆等，识别不同种族的性质。比如，“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是黄种人的性质，而“金发碧眼”则是纯种白人的性质。

传统的生物学和本质论的人性论区分种族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种族的高低等级，在上述希腊人和野蛮人、华和夷、选民和弃民、白人和非白人的区分中，前者具有高于后者的优越性和征服、统治后者的天然合理性。19世纪末在西方流行的种族主义打着“进化论”和“科学”的旗号，在现实中造成了种族歧视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的巨大危害。

痛定思痛。蒙塔古在《人最危险的神话：种族的悖谬》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种族的观念代表了我们时代最危险的神话和最大的悲剧之一。”但是，要戳破这个神话却并非易事。很多人谴责种族主义，但却认为“种族”是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人类进化论和文化人类学都可以证明人类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人性。

“种族”是不是科学的概念？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全人类共同的人性？以下为共同人性所作的辩护，不但要介绍“种族”为什么不是一个科学概念的理由，而且还要继续说明人类有着共同人性的理由。

二、共同的人种

现代种族主义的兴起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对社会环境的主动适应，认为社会竞争中强者的优越性可以遗传给后代，这是拉马克主义的“获得性性状遗传”的观点，而不是达文尔的进化论观点。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原则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理论大相径庭。斯宾塞的学说之所以冠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称号，完全是出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误解。

现代种族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无关；相反，恰恰是现代达尔文主义，证明了种族主义的反科学性。勒温庭在1972年做了一个精确的测定。他从非洲人、欧洲人、印地安人、东亚人、南亚人、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和澳洲土著等七个不同的族群中，选取了180多个样本，分析族群之间和族群之内的基因差异。结果是94％的差异发生在族群内部，族群之间的差异只占6％。从此之后，遗传学家用不同的抽样法做实验，证明传统上认为属于不同“种族”的群体之间只有10％左右的基因差异。科学的结论是，“种族”内的个体差异要比“种族”之间的差异大得多。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肤色作为区分种族的主要标志。根据现代达尔文主义的解释，人的不同肤色是“自然选择”保留的适应性特征。比如，赤道地区的人的黑皮肤有着阻碍强烈的阳光伤害皮肤的作用，而纬度高地区的人的白皮肤易于吸收阳光中的维生素D，促进骨骼生长。“自然选择”只保留能够适应环境的肤色，黑人的肤色因为在热带环境中有适应优势而在非洲本土繁衍，其他肤色的人在适合于他们的地理环境中繁衍，这样就形成了人类肤色的多样性和区域性的特征。虽然肤色是最显眼的身体特征，但控制肤色的基因只有5对左右，在一个人拥有的3万多对基因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人与人基因上的差异要比他们外表上的差异小得多，没有任何理由把不同肤色的人群归于不同的人种。其他被用来衡量“种族”差异的遗传特征，如头颅指数、身高、头发的颜色和形状等等，是早期人类小群体的“始祖效应”，或者说，是基因漂变而产生的偶然性状。随着群体之间的基因交流频繁发生，这些性状在不同族群中分布的差异逐渐变小。比如，白人中也有不少圆头颅的，黄种人中也有不少长头颅的。

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应该用不同的基因频率表示的人类多样性来代替“种族”差异，用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概念代替非科学的“种族”观念。1995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通过的《关于种族概念的声明》说：“生活在现今的所有人类属于单一人种，拥有共同的血缘，‘种族’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现在，这个声明的精神已经被写进了教科书，成为人类学家的共识，这是达尔文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的胜利成果。

三、人类的共同起源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物种来源于共同祖先。现代人类之所以是具有相同基因库的同一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祖先和单一的起源。与此相反的“多中心起源论”却认为，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的起源。这一学说于是成为“种族”观念的最后庇护所。“多中心起源论”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最早的人科动物和直立人是“单一中心起源”，但直立人迁徙到世界各地，并在各地进化成现代智人；二是认为各地的直立人和智人都是在本地独立地起源和进化的。不管按照哪一种说法，现代的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和澳洲人分别从本地的早期人类独立进化而来，因此是不同的种族。把种族当作现代智人的“亚种”也没有科学根据。当一个物种分化成几个亚种，每一个亚种有着与其他亚种相分离的基因库。但现在并没有独立的“种族基因库”。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现代智人之间外表上的差别并不代表基因库的重大差异。基因分析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只有全人类的基因库，而没有独立的“白人基因库”，“黄种人基因库”，或“黑人基因库”。

近三十年的各方面的大量科学证据表明，非洲是人类的摇篮，各个进化阶段的早期人类都起源于非洲，世界各地发现的直立人和智人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过去曾有人提出“亚洲起源”说，把在印度等地的1400万至70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的西瓦古猿（又称腊玛古猿）当作人类祖先。但以后发现的更完整的化石证据表明，西瓦古猿没有人类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后，使用“分子钟”的方法，发现人类猿类分开的时间约在800万至500万年前。这一结论也证明了生活在1千万年左右的西瓦古猿不可能是最早的人类。分子生物学方法还表明，人类与黑猩猩最接近，最早的人类与黑猩猩应该有共同的祖先，而黑猩猩只生活在非洲。这些证据都支持“非洲起源”说。

在“腊玛古猿是最早的人类”的论断被推翻之后，有人又把6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或400万年前的“蝴蝶腊玛古猿”作为被称为“东方人”的直立人的祖先。但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比较完整的亚洲直立人的头骨化石都在100万年左右，其余据称是更早的人类活动遗址，或是不完整的、零星的人类化石证据，或是凭几件可疑的石器，就断定存在200多万年前的人类遗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非洲东部，发现了丰富的南方古猿化石和丰富的直立人的化石，在特尔纳湖边发现了170万年前的一个男孩的完整骨骼，是惟一的直立人的完整化石；他和“露西”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两具完整的古人类化石。

最早的现代智人化石也是在非洲被发现的。在非洲发现的现代智人化石的年代在13万至9万年之间；而在伊拉克发现的两个现代智人的化石的年代在9．2万年，其他地方发现的现代智人化石或遗骸的年代也都不超过10万年。

人类化石曾经是我们获得人类进化知识的主要证据。人类化石的不充分性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比如，“多中心起源”论的支持者沃尔波夫用中国、东南亚和澳洲发现的化石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正如另一个考古学家寺斯特林厄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赖以建立的想象的连续性的顺序的化石在年代上只代表三个点，即距今180万年、10万年和3万年。如此稀少的参考点使证据变得非常脆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生物学技术提供了比测量人骨法更可靠、更精确的比较方法，为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科学证据。1987年，阿伦·威尔逊等人对187个人的线粒体DNA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结论。怀疑者提出了遗传物质和人口取样是否有代表性，比较参照系的选择是否合理等方面的问题。此后的一系列测定，如，1995年对非洲、欧洲和日本的16500人的线粒体DNA的分析结果，金力等人对东亚12000人的Y染色体的基因所作的分析，以及对人类其他遗传物质或特征，如血型、骨骼测量数据，以及110个基因（血型、红蛋白、酶等）进行的分析比较，都指向人类的非洲起源。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还用基因分析方法，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境内的现代智人是外来的，他们是在距今3万年时期，从南到北进入中国境内的土地。分子生物学和人类考古学的证据都证明，人类有共同的起源，属于同一人种。传统生物学把人类分成不同的种族，并以此否认有共同人性，这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四、相对主义的人性论

在传统生物学的“种族”观念被现代生物学推翻之后，关于人性的本质论成为反对共同人性的主要工具。这种本质论在现代有多种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相对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是多种多样的，特殊的，具体的，变化的，等等。相对主义的人性论最明显、最完整地表现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这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二战”之后，对纳粹种族主义的清算也宣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破产。学术界普遍反对滥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倾向于用环境和文化的因素解释人的差异和多样性。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行为主义和文化人类学大受欢迎。

行为主义用“刺激—反应”和“奖励—惩罚”的动物实验，证明人类的行为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的，通过改造人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塑造任何类型的人。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甚至乐观地提出，给自己一打没有生理缺陷的婴儿，并在他所设定的特殊环境中教育他们，那么，他可以担保，他可以随便挑选其中的一个婴儿，把他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专家：医师、律师、艺术家、商界首领乃至乞丐和盗贼，而不管这个婴儿的才能、嗜好、趋向、能力、天资和他祖先的种族。

功能主义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必须在某种定型的社会制度中生活，使人脱离动物性而获得人性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文化的过程。功能主义的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布朗、博厄斯等人认为，不同的生活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民族性。博厄斯的学生玛格里特·米德于1925年在波米尼西亚的萨摩亚岛上做了5个月的调查，她的结论是，在文明社会被视为异端的行为在萨摩亚岛是完全正常的，比如，那里的人没有嫉妒、暴力和青春期的性躁动，性成熟期的男女的性行为是完全开放的。

米德去世之后，德里克·弗里曼做了重新调查，发表了纪录调查结果的《米德和异端者》。当年为米德提供材料的两个妇女承认，她们所说的“自由恋爱”的观念和“性自由”行为都是为了取悦米德而虚构出来的。弗里曼还以翔实的调查资料表明，萨摩亚人与人类其他族群一样重视妇女贞操，稳定的家庭关系同样是他们社会的基础。这本书的出版动摇了文化相对主义所依赖的证据。

五、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人性论

20世纪60年代之后，动物行为学获得长足发展，汉密尔顿用“广义适合度”的公式成功地破解了膜翅目动物社会分工的秘密。这些成就鼓舞了一些生物学家重新涉足社会科学领域，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威尔逊建立的社会生物学。他在《社会生物学》的最后一章，认为人性起源于史前时期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内部服从首领的统治，相信巫师的魔法，实行男女分工，对外则互不信任，相互排斥。史前时期部落的这些特点可以解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行为，如排外、侵略、社会统治、宗教信仰、性别歧视和家庭本位，等等。这一章只有29页，仅占全书篇幅的6％，但却成为争论的焦点。批评者以激烈的言辞，说社会生物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本，是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在为资本主义现行制度辩护，等等。

实际上，威尔逊之所以把动物社会的行为模式引入人类社会领域，有着更为宏大的计划，这就是，用生物学的理论彻底改造社会科学。他看到现有的社会科学的一些严重缺陷：没有一个从低到高的速进的知识层次，没有形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统一性，各领域分崩离析，“社会科学家们分裂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团体，他们将自己那个专业的词汇精雕细琢，但是却无法用专业语汇进行专业与专业之间的沟通。”他批评说，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无异于十八岁以前获取知识的方式”，“在思想上比古希腊哲学家做出的贡献多不了多少。”如何克服这些缺陷呢？在他看来，“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统一起来。”

威尔逊相信，人性有着生物学的基础。他引用黑猩猩在行为上与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说明：“这些事实反驳了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社会科学的一个截然相反的假设：人类已摆脱了自己基因的影响，达到完全受文化制约的程度。”他还说：“许多社会科学家看不到社会生物学的价值，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了这种说法，即，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无遗传基础。”

他认为，人性的基础是按照基因蓝图装配的大脑神经元的结构，外部环境所引起的人的情绪反应，以及一般的社会伦理规则都建立在这些物质基础之上，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的作用，人类的情绪反应和合规则的行为已被固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性。他说，人性的深层结构是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就像天文学缺少了物理学，生物学缺少了化学，数学缺少了代数。有了这一前提，人性就能成为彻底的经验科学的对象。”

在《社会生物学》之后，威尔逊写了《论人性》和《基因、心智和文化》（与拉姆登斯合作）等书，阐明人性的基因基础以及“基因一文化协同进化”学说。威尔逊等人说，社会生物学承认文化中的精神因素，并不想把文化和心智活动还原为基因作用。他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是：（1）、文化和心智有生物学基础，受基因作用的限制和推动；（2）、基因的作用不是唯一的决定性作用，而是与人的后天活动一起，共同参与了文化的进化过程；（3）、文化是人类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因的存留也有选择作用，一定的文化习俗可以提高适应它的基因在群体基因库中的比例，降低不适应它的基因的比例。总之，文化和基因的进化相互交织：一方面，基因限制和引导着文化的产生和变化；另一方面，文化通过社会环境的变动影响着基因频率的变动。

1992年，图比和克斯米黛丝等人合编了《适应的心智》，宣告一门名叫“进化心理学”的新学科的开始。进化心理学家也从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人性，他们把人的大脑比做高度复杂的计算机，在人类进化的几百万年时间里，“自然选择”的力量在这台“计算机”上设计了特定的编码程序，这就是人类的心理机制。因此，要了解人类的心理机制，就必须了解“自然选择”的设计。“自然选择”的设计表现为它的选择作用，被它所保留的能够适应环境的大脑功能就是它所设计的编码程序。

进化心理学家的解释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进化适应的环境”（EnvironmentofEvolutionaryAdaptation，简称EEA），它指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大脑形成时所适应的环境。他们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大脑所适应的环境来解释大脑的功能。适应环境是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知道大脑在形成时需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那么也就知道了大脑具有哪些具体的功能。自从5百多万年前出现了最早的人类，人类的脑容量不断增长，大脑的进化直到距今5万年的现代智人阶段才完成。考古人类学是我们认识大脑的“进化适应的环境”的主要途径。通过考古人类学对早期人类的采集一狩猎生活环境的描述，我们知道早期人类面临的进化适应问题包括：辨认亲属、共同防卫、选择配偶、食物偏好、逃避天敌、判断猎物的动向、识别欺骗和记忆阅读，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早期人类生死攸关，如果不能有效地应付这些问题，人类早已被“自然选择”所淘汰。正是因为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了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心理机制。这些心理机制是大脑神经元的固定连接，好像是为了特殊的目的、计划和程序而设计的电路模块（module）。每一个模块都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而设计的，不同的模块解决不同的问题，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些固定连接的神经线路，如同经过“自然选择”保留的其他生理构造一样，是可以遗传的，是先天的心理机制。

图比和克斯米黛丝还进一步说明了进化心理学与流行的社会科学范式之间的根本分歧。他们指出，自涂尔干以来的社会学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的预设：（1）、一切文化现象都只能用社会的原因来解释，而不能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2）、生物进化只能解释人的身体构造和生理特征，而人的身体和生理特征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起作用，即使有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3）、生物进化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对人类不再起作用；人的社会性对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4）、人的社会性随着文化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类设有不变的、普遍的本性；（5）、人的心智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白板”，心智的内容是在后天学习的产物，受文化习俗的影响；（6）、人的知识和道德观念没有普遍的、不变的真假是非的标准。这些观点已经成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传统，这就是所谓的“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式”（StandardSocialScienceModel）。

进化心理学认为，“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式”是错误的，因为在史前环境中形成的人类的先天心理机制是相对固定的，不一定总是适应以后的环境变化。在人类大脑的进化完成之后，人类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距今1万年前文明产生之后，人类告别了采集一狩猎生活方式。但是，1万年时间只是人类全部进化时间的0．5％，只是现代智人进化时间（约20万年）的5％。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不可能改变“自然选择”长期形成的人类普遍的心理机制。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现代人的脑壳里安装着石器时代的心智。在文明环境中，在早期人类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心理机制仍然在起作用，有些仍然适应环境，有些则不适应环境。进化心理学家因此区别了“天赋的适应”（innateadaptation）与“实施中的适应”（operationaladaptation）。比如，人类选择配偶、识别欺骗和谋求社会合作的推理等心理机制仍然适应文明的环境，这是“天赋的适应”。又比如，人类食物偏好的心理机制是在采集一狩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为了从动植物充分吸收养料，人类偏爱油腻和甜食；虽然现代人的食物营养过剩，但仍然偏好油腻和甜食，这一心理机制不适应文明生活的环境，爱好油腻和甜食已成为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病因。人类从后天经验总结的科学知识和保健文化是克服先天的食物偏好的“实施中的适应”。

六、“遗传决定论”批判

虽然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人性论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是，他们认为，人性的共同性来自生物遗传的途径，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威尔逊把人性的基础归结为基因，但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能够表明，人的基因与他们的社会行为或文化习俗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或一一对应的联系。另外，也没有科学上的证据能够表明人类的社会行为和动物的社会行为有共同的来源。人和动物在社会行为上并无生物进化的连续性，充其量只有相似性。社会生物学往往用类比手法来决定人与动物的相似性；比如，先用人类的价值来判断动物行为，说它们是“利他”的，或“自私”的，然后再反过来，用动物行为的拟人属性判断人的行为的属性，说人也有与动物同样的利他主义或利己主义。

进化心理学虽然摆脱了“基因决定论”的阴影，但也没有摆脱“遗传决定论”。进化心理学假设，人类心理机制是大脑中一些天赋的固定“模块”，其结构和内容是先天的，并不随着后天经验的变化而改变。进化心理学用人类的种系进化史来论证大脑的先天机制的形成，但个人的发育史却揭示了不利于这一假说的事实。进化人类学告诉我们的事实是，早期人类的脑容量从南方古猿的450毫升增加到现代智人的1350毫升，而妇女的骨盆却没有相应增大，这就产生了人类特有的难产现象。在骨盆的产道与婴儿的头颅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尺寸比例，才能使难产率控制在人类的繁衍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自然选择”决定了这一比例为101．8％（猿类动物的这一比例低于75％），同时把婴儿出生时的脑容量保持在成年人的25％（猿类动物的这一比例在50％左右）。据古尔德的比较，出生时恒河猴的大脑占身体体积的65％，黑猩猩占40．5％，而人类只占23％。出生后第一年，黑猩猩的大脑发育到成年大脑的70％，而人类在出生后3年，才能达到这一比例，人类直到十七八岁时，大脑才发育成熟，就是说，人类生命的30％都用于大脑的生长发育。个人大脑的发育史说明，人的大脑出生时还很不成熟，很多神经元的“模块”要到大脑发育成熟时才能形成。少儿时期的生活环境，包括营养状况、教育水平、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对一个人的大脑中的心理机制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进化心理学把人的大脑比做计算机，但批评者可以说，这台计算机事先设计好的线路模块只是硬件，它的工作软件由大脑发育成熟期间的后天环境安装。如果不同的后天环境安装不同的软件，这台计算机将做不同的工作，“先天的心理机制”如何能够成为普遍的人性呢？

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面临的理论困难，对他们企图用人性论来统一社会科学的努力构成了严重挑战。

七、关于共同人性的证明

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改变了把人性视为人类本质的抽象普遍性观点，而把人类的心理机制和社会行为模式当作人性的两个要素，这是我们现在讨论有无共同人性问题的起点。现在的问题是：（1）、人类有无共同的心理机制？（2）、人类有无共同的社会行为模式？（3）、心理机制与社会行为模式之间是否有着恒久的对应关系？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只要有任何两个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有理由肯定共同人性的存在。

（1）正如进化心理学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心理机制是相对固定的，在几百万年的“进化适应的环境”中形成，至今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理机制是可遗传的共同特征，这却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即使不通过生物遗传的途径，在后天的个体发育过程中，人的大脑也照样可以“嵌入”共同的心理机制。这是因为，人类教育后代的环境、过程、方法和基本内容是大致相同的。与史前时代相比，自然环境和人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分化。但是，不同社会群体都在比较小的环境和熟悉的人际关系中，教育儿童，父母和长辈的身传言教有重要影响。教育的内容无非是语言能力、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基本训练，训练的基本过程和方法也大致相同。在大脑发育的较早阶段，语言区的神经元的连接增多，最适宜学习语词的联结。乔姆斯基用天赋的、内在的生成转换语法来解释这一事实。但是，这里“天赋”的意思只能被理解为“自然禀赋”，而不是“与生俱有”的意思。否则的话，在母体中只完成了大脑发育的1／4的婴儿大脑里，大多数的神经连接还没有形成，何来“生成转换”的内在功能呢？反之，如果在神经连接迅速形成的时候，没有相应的外在的语言联结，这些神经连接所具有的生成转换功能也不会形成内在的“语法”。按照我们的解释，“生成转换语法”属于人类共同的心理机制，与其他心理机制一样，它是在早年的学习和大脑发育这两个同步的自然过程形成的。

（2）与心理机制相比，人类社会行为模式是不稳定的，对环境的适应有程度高低的差别。早期人类社会行为模式体现在考古学发掘出来的木同类型的文化遗迹中；农业一畜牧业革命以后，不同类型的文明体现了更大规模和范围的社会行为机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区别了近6千年来的31个文明类型，其中有16个已经消亡。他认为，一种文明因为一个社会成功地回应了环境挑战而产生，而发展；因不能成功地回应变化了的环境而衰落、消亡。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历史充分说明了人类社会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同时也说明了它们不同程度的适应性，社会行为模式的适应性越高，它所表现的文化或文明持续的时间也就越长，扩展的范围越大。但不管一个文化或文明传统持续时间多么久远，它也不能恒久不变；不管它扩展范围有多大，也不能包含全人类。相对于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而言，人类心理机制是恒久的，共同的。

（3）现在很多人由于人类不同文化或文明的差异，而否定共同人性。这一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人类个体以共同的、固定的心理机制与多样的、变化的社会行为模式相对应。两者的对应既不是因果联系，也不是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而是在不同环境的选择压力下形成的适应性，它服从进化论的科学解释。

人类考古学证明了人类进化的同源性，人类的同源性解释了人类为什么具有共同的基因库，回答了所有人为什么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身体构造、发育过程和生理功能。这些相同的遗传特征是人类心理机制和社会行为模式的生物学基础。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揭示出石器时代遗物所处的生活世界，用生态环境的压力和人类的适应性反应解释群体的行为模式。80年代兴起的进化心理学进一步研究在早期人类进化的适应环境中形成的人类心理机制。在人类跨入文明门槛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人类群体及其社会行为模式开始高度分化。人类考古学、生态学、民族学等学科回答了人类社会和文化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高度分化，以及如何分化等问题。人类文化学通过对现存的原始部落的田野调查，对分化所产生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和历史轨迹做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语言学等学科交叉在一起，对复杂、多样的文化习俗背后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做了大量的探讨。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方法不一样，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也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其中有很多材料可以说明，即使在人类社会行为模式高度分化之后，这些不同的社会行为模式与人类共同的心理机制之间仍有对应关系。

以上这些科学领域的新成果告诉我们，人类共同的、固定的心理机制和与之相对应的多样的、变化的社会行为模式，是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适应性特征，这就是共同的人性。当然，这只是证明共同人性的一个简明形式。共同人性的起源、发展和在各种不同文化或文明的具体表现，需要人类进化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进一步的跨学科深入研究。

【作者介绍】江苏南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与参考文献

A．Montagu，Man’sMostDangerousMyth：TheFallacyofRace，5the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