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国反腐败，在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下，中央提出了“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的反腐败策略思想，⑴从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客观上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单纯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在刑事政策上进行适当权衡，以使得“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在基本思路上切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规定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正确领会“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的反腐败策略思想，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切实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和反腐败制度建设，在“防”的制度层面上对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同时又要注意区别对待讲求策略，在“打”的层面上将打击重点紧紧盯住“老虎”不放，防止将众多“苍蝇”当作老虎打而过度消费国家反腐败资源并影响国家反腐败的大局利益。有鉴于此，本文重点检讨“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一、“零容忍”：反腐败犯罪的基本思路

“老虎苍蝇一起打”作为中央新近专门针对反腐败问题而提出并特别强调的刑事政策策略思想，其核心是要求对腐败现象实行“零容忍”，既要严惩严重腐败犯罪，也不能放纵普通的腐败犯罪，具有针对过去不当地大范围宽大处理普通腐败犯罪的现象（如将部分腐败犯罪不作为犯罪处理、免除处罚处理、缓刑处理等宽大处理）进行“纠偏”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即特别重视反腐败，司法实践中多年来坚持了“大老虎”要打、“小老虎”也不放过，中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我国经历了反腐败斗争中搞“抓大放小”与侧重于抓大案要案并以此展示我国反腐败的力度和决心，现在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策略应当说既是对以往反腐败历史经验的总结继承，也是对反腐败刑事司法的统一性的进一步增强。⑵另有学者指出：过去讲到“老虎”作报告，“狐狸”听报告，“苍蝇”、“蚊子”戴手铐，讲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反腐败的状况，也就是触动高级干部的比较少，主要都是一些科处级干部的，打小“苍蝇”、大“蚊子”的这种举动比较多；过去我们反腐败主要是从下至上，现在指的是上下一同进行，既注意高级干部的贪腐行为，又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腐败行为，也就是既注意大“老虎”，也注意小“苍蝇”，所以现在强调“苍蝇”、“老虎”都要打。⑶可见，“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内含有对腐败现象实行“零容忍”并对过去反腐败刑事司法对策“纠偏”的意义，这是学术界对于“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的一般解读。不过，这种学理解读尚有值得进一步反思检讨之处。

笔者认为，“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需要我们准确领会其精神实质、妥善处理其政治智慧。因为，“老虎苍蝇一起打”稍有不慎即可能出现背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现象：其一，若平均用力搞“老虎苍蝇一起打”，就可能因为打苍蝇而影响打老虎，对打老虎用力不足而导致部分老虎为虎作伥并侵蚀国家政治肌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将不利于反腐败的良好收效并最终可能影响到我国反腐败大局；其二，如果将过多的苍蝇浮夸地、人为地“当做”老虎打，还可能出现因为过度打苍蝇而对轻微腐败行为依法该宽不宽、依法该放不放，也可能会影响打击真正的老虎，从而也影响到国家反腐败大局，甚至可能出现新的特殊形式的腐败与渎职，从而也可能导致侵蚀法治肌体和部分人权；其三，更可能出现“只讲打、不讲防”的本末倒置的错误倾向，偏离了中央确立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⑷“受贿行贿一起抓”同样也有一个公正司法和轻重缓急的问题。所以，“老虎苍蝇一起打”必须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结合，要防止平均有力、误打误伤，防止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现象发生，确保国家反腐败大局和法治大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⑸可以认为，中央领导同志这里表述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主要是指在“从严治党”和“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意义上的策略思想（当然也是某种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策略思想），相应地，对腐败现象实行“零容忍”，也应当阐释为主要是指在“从严治党”和“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意义上的策略思想，而并非指涉在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司法领域。因为，按照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并非任何轻微腐败行为都构成刑法规范意义上的犯罪。比如，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刑法第383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年9月16日发布）、《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2006年7月6日发布）等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数额起点的规定等，均表明依法不得针对部分轻微腐败行为定罪处刑，从而可以说明所谓腐败现象“零容忍”与打“苍蝇”等策略思想并非彻底地体现在刑法意义上。或者换句话讲，将纪检监察意义上的腐败“零容忍”与打“苍蝇”策略思想完全植入刑事司法领域，并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且，即使是成立了刑法规范意义上的腐败犯罪，也并非一律给予刑法意义上的“打”（即可以给予非刑罚措施的处理），而是还存在刑法谦抑原则意义上的限缩惩罚范围的考量，如有的依法应当不定罪、有的依法应当不处罚（免除处罚），等等。因此可以说，“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仅在纪检监察意义上具有充分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纪检监察工作中贯彻“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要把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要将反对特权、把权力关进笼子作为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切实做到对腐败现象实行“零容忍”。因为，要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反腐，这是实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根本保证。⑹因此，不能因为是苍蝇一样的小腐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要充分认识到苍蝇也可以损坏一锅汤，也可以发生质变而成为吞噬国家健康肌体的老虎，其最终也可以破坏整个国家的反腐败大局。从而，应当将“老虎苍蝇一起打”作为反腐败制度建设、纪检监察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尤其是要通过进一步严密细化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人事任命制度、财经财务制度、政务信息公开制度、公务员诚信制度等制度建设以杜绝腐败现象。同时，要将“老虎苍蝇一起打”作为在腐败工作中坚持打防结合的基本工作思路，在反腐败纪检监察工作中必须反对那种只打防老虎、而忽视放纵苍蝇的做法。

在纪检监察工作贯彻“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否应有所区别和侧重？新华网曾经对打老虎和打苍蝇在具体策略上是否需要有所区别的问题进行调查，有19.8％的人认为应该有所区别，因为老虎和苍蝇存在区别；有75.94％的人认为“没有区别，都属于腐败的范畴”；另有4.26％的人认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⑺这些讨论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比较赞同多数人的意见，应当在纪检监察层面上坚持对腐败犯罪的“一律打”、“零容忍”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打老虎和打苍蝇是不应有所区别的。近年来我国打老虎成绩斐然，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100余名。⑻而近来打苍蝇也十分抢眼，针对近期发生的几起在工作日午餐饮酒、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办宴席收礼等一些“芝麻小事儿”一样的违规行为，中纪委立即向全国进行通报批评并由有关纪检监察部门予以严肃查处，彰显了我国反腐败工作抓得越来越严、越来越细，整风肃纪的决心越来越坚定，⑼这是在纪检监察工作中严格贯彻“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有力例证。当然，打老虎与打苍蝇在打的力度以及是否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具体措施上还是应依法进行区别处理。

同时，也要重视“老虎苍蝇二起打”策略思想对于刑事司法工作的政策指导价值。司法工作中贯彻“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既要反对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做法，又要反对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轻重胡乱打的思路，还要反对单纯重打击、超越法治的思想。在反腐败犯罪的侦查工作中，一定要深挖细查，将全部腐败犯罪揭露深挖出来，决不能搞留有余地、留下后患，这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的根本内容。同时，在公诉和司法审判环节的定性处理上，要切实做到定性准确、处理适当，既要注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腐败犯罪的老虎，也要依法处理打击确有轻微腐败犯罪的苍蝇，而不能让苍蝇们钻了法律的空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即使依法需要将部分腐败犯罪分子予以免除处罚、缓刑等宽大处理，也要将其宣布为犯罪；即使依法需要将部分十分轻微的腐败犯罪不作为犯罪处理，也要将其已有犯罪行为彻底揭露出来并依法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而不能让其隐藏在阴暗角落之中。

二、“严打”：司法解释可能存在的误读误导

“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反腐败工作中、尤其是在司法实务中可能存在被误读误导为片面强调“严打”的现象。在当下我国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是否可以说反腐败就不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是实行“严打”政策呢？对此疑问，恐怕不惟社会上较为广泛地存在，而且在司法实践部门中也存在，因而需要严肃讨论并以正视听。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刑事司法活动就可能部分存在误读误导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的现象，其表现在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三款的司法解释文本，以及我国部分地区人民检察院乃至公安机关随意限制律师会见权而在部分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搞“暗箱操作”的做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期间的律师会见权予以限制，这一规定本身尽管具有一定合理性，体现了我国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予以严厉打击的“从严”刑事政策精神，亦即其所体现的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严”的一面，同时考虑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难以侦破、难以取证以及其特别重大危害性等特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其在刑事政策上、程序法上的合理性十分有限，根本不宜对其适用范围作出宽泛解释，从而造成较大数量的贿赂犯罪案件被作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而过度限制了相关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律师辩护权以及律师的会见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分若干条文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问题进行了系统规定和明文解释。其中第8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贪污贿赂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犯罪案件。”其第4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一）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从上述规定可以发现，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程序法规定本身及其既有司法解释的以下问题：

（一）关于“贿赂犯罪”的程序法解释与刑法实体法解释不完全协调

何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应当说这是一个关涉反腐败刑事政策的重大问题。我国刑法并没有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予以明确规定，因而可以说“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并非一个规范的刑法实体法的法律用语。“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这一法律用语仅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三款中，因而可以认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是一个刑事程序法的法律用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当注意“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这一法律用语之中包含了规范的刑法用语“贿赂犯罪”。因此，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规范解释无法脱离刑法解释而独立存在，而有必要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双重视角对其进行规范解释。

从刑法解释论看，“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包含有中心词“贿赂犯罪”和限制性定语“特别重大”两个部分，需要分别予以解释。“贿赂犯罪”的刑法含义本来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前述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文本第8条却将“贪污贿赂犯罪”一起加以规定，即规定“贪污贿赂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犯罪案件”；后在其第45条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解释中也没有明确列举具体罪名。这样的笼统规定可能导致司法实践部门“打擦边球”而违法限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如某地基层人民检察院在侦办某涉嫌贪污500余万元的案件中，就明确限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后来在辩护律师的反复要求下，该人民检察院又以便笺纸加盖公章的形式书面通知律师“本案在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最终才在辩护律师要求其出具正式的立案证明材料而不能出具的情况下才停止了违法侦查行为，但是这时案件侦查工作已经经过了半个月时间。再如，某地级市人民检察院在侦办某官员涉嫌受贿30余万元、贪污20万元的刑事案件中，直接将两个数额添加在一起作为“涉嫌受贿50余万元”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如此一来，该市人民检察院即理所当然地“依法”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的会见权。

更有甚者，个别地方的公安机关在侦办普通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也借口本案涉及“特别重大贿赂案件”而违法限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如某省会城市公安经侦部门在侦办一起涉嫌伪造金融票证案件的过程中，先是以公安机关对看守所打招呼的形式限制律师会见权，其后在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时又明确告知该犯罪嫌疑人不得同其聘请的辩护律师见面（即限制律师会见权），其理由之一即是该案犯罪嫌疑人还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有关联，但是自始至终该公安机关均没有向辩护律师出具任何该犯罪嫌疑人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规范性法律文书。

（二）关于“特别重大”的程序法解释存在较大模糊性

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中仅有“数额”和“情节”的规定，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以及“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规定，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规定。那么，在那些数额加情节的情况下才能界定为“特别重大”呢，这是刑法实体法上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文本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一）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三）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之规定，缺乏应有的刑法依据。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文本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规定也是太过于宽泛，因为现在发现的一些高官受贿案件动辄涉案数额高达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从而“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贿赂案件难说宜于界定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文本还将“犯罪情节恶劣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等可变而模糊的因素直接纳入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判断依据，客观上也为司法实践部门随意将较多普通贿赂犯罪案件认定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提供了方便。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在侦办一起涉嫌单位行贿30余万元的刑事案件中，直接以该案属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为由限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任凭辩护律师如何申辩均无实效。

（三）程序法解释整体上存在一定的刑事政策偏差

为更加有效地揭露和指控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限制律师会见权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现代刑事法治基本理性。本来，无论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严”的一面，还是西方国家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之“重”的一面，均仅限于实体法上的“严”和“重”，而不是在程序法上对犯罪嫌疑人程序权利的克减，即程序权利不可克减性原理；以此为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之程序权利克减本身是存在一定疑问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我国有关司法解释文本对此程序权利克减的解释限制不足应当说有违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而部分司法实践部门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随意对此程序权利进行“恶意”克减就更加为害甚重，令人深思和警惕。

因此，有必要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程序法规定本身及其既有司法解释对律师会见权的过度限制进行某种刑事政策考量。如，是否存在将贿赂犯罪等同于信仰犯罪、极端犯罪的问题、将腐败犯罪标本兼治降格为重标轻本的问题，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消解的问题？再如，是否存在部分地方的司法实践部门将普通贿赂案件虚假升格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将排斥律师升格为侵蚀不可克减性程序正义底线的问题？还有一些附随问题值得注意，如：可能进一步导致非法证据排除的难以实现，实体定性上可能存在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的界限被消弭而纠缠不清，量刑情节上可能更加易于丧失获得从宽情节良机，审判上可能将进一步加剧控辩失衡，等等。

以上现象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文本的相关规定是过于宽泛的、模糊不清的，也是不完全符合我国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的，其不当可能在于误将“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路蜕变为“严打”老路，其客观上也为司法实践部门违法限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提供了便利。尤其是现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部分存在执法随意性，目前已经在一些案件中出现了办案机关寻找各种借口将一些普通贿赂案件随意界定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以限制犯罪嫌疑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的会见权之现象，这种现象如不加以严格规范将可能进一步放大侦查随意性，产生严重侵蚀人权的恶果。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文本的相关规定需要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和现代刑事法治立场上进行适当的修改完善。

三、“正能量”：反腐败犯罪的法治回归

尽管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防治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概括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老虎苍蝇一起打”，“受贿行贿一起抓”。但是，这三句话并非分散独立的一盘散沙，而是有其核心和精髓的。这三句话的核心和精髓，正在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与“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各种具体策略思想的协调统一，亦即当代中国防治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这需要我们站在国家总体方针政策和反腐败大局的高度，认真领会和严格贯彻执行。

当下我国防治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化，是指对于当下我国在反腐败犯罪工作中，必须恰当处理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老虎苍蝇一起打”和“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其三者在我国防治腐败犯罪中协调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至于出现政策策略上的偏差，从而在整体上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具体工作和刑事法治建设大局增添“正能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必须予以一体化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理论界一般认为，其已经取代了此前我国比较突出强调的单纯的“严打”政策，而是较多地强调了“依法从宽”和“宽严相济”，尤其是针对绝大多数轻罪、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等“应当”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精神。当然，对于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严重经济犯罪以及严重危及民生的犯罪等，仍然要“依法从严”处理。

就当代中国防治腐败犯罪领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言，仍然必须强调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体化遵行。因而“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中必须明确“打”的区别，既要体现重在打老虎，不能因为打苍蝇而影响了打老虎；同时也要注意打苍蝇，但是对于苍蝇而言应当重在通过“清洁环境”而加以防范，因而不能象打老虎一样地打苍蝇，尤其不能为了象打老虎一样地打苍蝇就侵蚀国家法治肌体（如违法限制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而是依法该宽则宽、该放则放。

那么，我们有必要在正确领会“老虎苍蝇一起打”策略思想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恰当区分老虎和苍蝇并切实把握好各自不同的打法，真正将打击重点放在打老虎上。为此，有必要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政策性限缩解释。“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政策性限缩解释，目标是针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中律师会见权限制进行适度调整，适当权衡好揭露惩办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与确保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之间的关系，最终有利于我国反腐败走向法治化、制度化的良性发展道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大局。

基于法治反腐、制度反腐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立场，我们主张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进行如下政策性限缩解释：

其一，实体法上限缩解释为“具有全国或者全省（市、自治区）影响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其二，程序法上限缩解释为“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审查认定的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且必须有正式规范的立案决定书或者立案通知书、刑事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等文书载明涉嫌贿赂犯罪；其三，程度上限缩解释为“自逮捕之日起，可以在办案人员陪同下安排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文末还需要指出：“受贿行贿一起抓”策略思想中也必须明确“抓”的差异。“受贿行贿一起抓”，也是近年来新提出来的反腐败的一个重要思想，强调既要惩罚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又要注意打击那些大肆行贿和谋取私利的行贿人员，本身是正确的。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妥善处理其政治智慧的问题。受贿和行贿是一种对向犯，两个方面一起抓是有利于抓出成效的；但是，对于行贿犯罪的打击处理必须依法办事，有的案件依法不处罚行贿罪可能更有利于揭露和打击受贿犯罪，这是恰当处理好“受贿行贿一起抓”的政治智慧问题。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关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提法，参见报道：《“老虎”“苍蝇”一起打获认可，网民呼吁过硬制度保障》，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1／c_114753159．htm，2013年2月22日访问。

⑵赵秉志；《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3期。

⑶《反腐专家：反腐要上下同进行，要“老虎苍蝇”一起打》，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ocal／20130123／c_114477159．htm？prolongation=1。2013年7月4日访问。

⑷关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方针，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0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29／c_12930289．htm，2010年12月29日访问。

⑸《“老虎”“苍蝇”一起打获认可，网民呼吁过硬制度保障》，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1／c_114753159．htm，2013年2月22日访问。

⑹同前注⑸。

⑺同前注⑹。

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百余名省部级高官的贪腐之路》，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03／29／c_122906150．htm，2012年3月31日访问。

⑼报道：《中纪委通报违反八项规定典型问题，强调整治规避行为》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7／30／c_125086243．htm，2013年7月30日访问。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标题：对腐败犯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刑事政策考量——兼议“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政策性限缩解释

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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