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功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中尤为重要,在司法实践中,揭发同案犯的罪行能否被认定为立功,对合犯的一方供述另一方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立功,检举连累犯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立功,利用职务之便获取的信息在犯罪之后能否用来立功,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如何认定,自首后又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应当如何处罚六个问题,争议较大,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在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中,实行犯的刑罚加重或减轻事由之效力是否能及于非实行犯?二、在结果加重犯中,加重结果或加重情节之共同故意能否及于基本犯罪?对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的共同犯罪,实行犯的刑罚加重或减轻事由不能及于非实行犯,加重结果或加重情节的共同故意同样不能及于基本犯罪。
一、我国刑法关于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包括第115条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21条的劫持航空器罪,第263条的抢劫罪等。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这类罪名的罪状通常采取“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的立法表达方式。
很多人认为,结果加重犯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没有既遂未遂之分。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下面从结果加重犯的两个不同构成结构分别阐述:(1)基本犯为故意,加重结果是过失;(2)基本犯为故意,加重结果也是故意。
我国刑法只在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的结果加重犯,而对于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有的学者坚持“过失说”,有的坚持“兼含故意说”。但对于强奸致人重伤、死亡;抢劫致人重伤、死亡,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二说存在较大的争议。
如何正确理解《规定》的适用范围和含义,发挥调查取证在检察机关审理民事经济申诉案件中的作用,是目前民事行政检察部门面临的新问题。笔者就此发表以下看法。一、调查取证是检察机关审理民事经济申诉案件的特征所在;二、调查取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保障;三、调查取证适应人民法院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
综上,笔者建议在立法中应明确规定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第236条强奸罪、第263条抢劫罪这三个犯罪的死亡加重结果的故意与过失,并分别规定故意与过失各自造成死亡结果的法定刑。因为我国刑法中的“致人死亡”多数位于加重构成要件中,且多数为过失,明确“致人死亡”中的故意情形即可。 对裁判者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接受程度的实证资料的选择性研究
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首要职责,需借助于控辩双方提交到法庭的证据,做到兼听则明。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持着既怀疑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使得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价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受到折损。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考察,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有效性缺失,在于其与刑事司法制度整体价值发生疏离,而且与国家权力体系没有形成制度性认同机制。为使裁判者真正获得来
吸收关系在刑法理论上主要认为有以下三种: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笔者认为,对于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这种情况不单独作为吸收犯处理较好。保险诈骗罪的吸收犯包括以下两种情况:第一,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第二,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的。
吸收犯的常见类型:侵犯著作权(盗版)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尔后又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假冒注册商标,尔后又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按照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伪造货币并使用的,可理解为吸收犯。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和律师执业权利的维护推动刑事辩护权的立法完善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宪法辩护权原则的重要内容,是以平等权为基础的制衡性权利,是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该权利的有效行使,对全面收集证据、保障控辩平衡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刑事诉讼法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性缺陷及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使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面临诸多限制,形成了律师调查取证难及风险过大的难题,不但背离了宪法的相关原则性规定,也导致了刑案辩
1.从法律对证据标准的要求看,提起公诉与侦查终结及法院判决一致。2.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大体按照法院定罪要求来掌握公诉标准。3.对某些案件证据标准的把握宽于法院判决的证据标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第142条的规定,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类。法定不起诉,又称绝对不起诉,只能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公诉案件中的代理是指诉讼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的委托,由委托人在法律赋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范围内,对诉讼代理人进行授权,诉讼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代理参加诉讼,以维护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提起公诉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重要权力,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条件可分为实体条件、政策条件和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包括两个:一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二是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介绍,沙头角海关旅检四科郑某等7名海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身为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放纵走私,情节严重。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已于26日以涉嫌受贿罪、放纵走私罪等罪名,对郑某等7人提起公诉。
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主要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犯罪事实不清,二是证据不足,三是发现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争议较大,处理方式不一。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公安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可以作出不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今日下发《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要求职务犯罪在内的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所有减刑、假释案件须在立案后五日内依法向社会公示。《规定》指出,对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2015年4月2日上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名西班牙籍华裔女性走私普通物品一案。这是该院首起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当庭,被告人对案件基本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上海三中院对被告人进行充分告知,确保其知情权。
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或者抗诉案件,除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外,还应当特别依照本文阐述的程序进行。应当注意法庭调查阶段、共同犯罪案件和《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
为了深化刑事庭审方式的改革,进一步提高审理刑事再审案件的效率,确保审判质量,规范案件开庭审理的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江苏昆山“8·2”爆炸事故涉事企业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基滔、总经理林伯昌、经理吴升宪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犯罪一案,在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进行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对企业责任人提起公诉。
刑事案件庭审程序:一、询问核定身份;二、法庭调查;三、举证质证;四、法庭辩论;五、被告人最后陈述;六、休庭,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合议量刑;七、宣判;八、释法、法庭教育。
刑事案件开庭前要准备: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10日以前送达当事人;通知被告人、辩护人于开庭5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