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虽然规定了驾驶人醉酒驾车应受刑事处罚，但是，该修正案对于行为人在受到刑罚以后又重新醉驾的行为该如何处理尚未明确，而现行累犯制度却无法对其适用。有必要设立醉驾累犯制度，以充分体现《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驾行为进行规制的初衷，并完善醉驾惩处和累犯适用机制。构建醉驾累犯制度在我国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可行性，且对以后探讨在轻微但高发刑 
立功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中尤为重要，在司法实践中，揭发同案犯的罪行能否被认定为立功，对合犯的一方供述另一方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立功，检举连累犯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立功，利用职务之便获取的信息在犯罪之后能否用来立功，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如何认定，自首后又有一般立功表现的应当如何处罚六个问题，争议较大，需要进一步探讨。
从防卫过当的实务案件出发揭示结果无价值论的逻辑在实务运用中所呈现的问题
以结果为核心与思考起点的进路，不仅导致将作为整体的防卫行为割裂开来评价，而且造成“必要限度”的要件丧失独立的意义与地位，还进一步促成防卫过当一般构成故意犯罪的结论。实务中“唯结果论”的做法，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内在逻辑相契合；结果无价值论的兴起，为“唯结果论”的做法提供了理论根据。我国刑法对防卫过当的规定不同于日本刑法的相关规定，故不应借鉴立基于法益权衡的优越利 
本文以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作一些初步探析，以供商榷。问题一、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否成为投案对象，胡某是自动到案还是被群众扭送，胡某可否认定构成一般自首？问题二、被告人黄某接到异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按时主动到Ｃ市Ｄ区公安机关投案，刚进入一楼办公室门口，便被案发地Ａ市Ｂ区公安干警被抓捕，可否认定被告人黄某如实供述共同盗窃行为为一般自首？可否认定被 
被保险人意外死亡，其继承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履行保险事故通知义务，继承人与保险公司就是否应按照意外事故赔付产生分歧。 
认定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候而构成自首时，主观上被告人必须是明知他人报警而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客观上被告人必须是能够逃离现场而没有逃离。对被告人的这种主观心理状态可以通过推定的方法加以认定。 
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均存在着免罪事由，而我国现有的刑法理论通说并没有专门的理论对其进行科学的深入阐说。免罪事由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并非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仅就犯罪构成的孤立范畴而言，免罪事由与犯罪构成是各自相对独立的关系。但是，就定罪论体系而言，“免罪事由判断”阶层与“犯罪构成”阶层是一种层级关系。免罪事由是犯罪论中的定罪论体系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但目前我国的定 
认定紧急避险限度，“小于说”与“不超过且必要说”均有缺陷。无论紧急避险造成的损害大于、等于还是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只要造成了不适当损害，且社会危害严重，均成立避险过当。判断紧急避险的限度，不应当局限于法益性质、数量、单价等客观因素，还应考虑社会善良风俗与道德伦理、法益的规范或社会意义、第三者的自律权、社会共同体责任、法益的重大属性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一切影响社会 从自首的本质属性及自首与坦白的价值位阶出发提出“罪行发觉择一认定”
刑事诉讼法拘留条款中的重大嫌疑与犯罪嫌疑不具有同一性，物品痕迹具有犯罪后不久“显著”特征的重大嫌疑分子才可以认定其罪行已被发觉。侦查机关意料之中的罪行属于侦查方向的范畴，意料之中交代的罪行未必可以认定已被发觉。罪行发觉择一认定可以实现自首制度的法律精神和自首与坦白的不同价值位阶。择一认定即以怀疑的若干罪行中的轻罪视为已被发觉，重罪视为未被发觉；如果还有无罪可 很有必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正当防卫认定的新标准
对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的攻击行为进行反击或者对已经预见的攻击行为进行反击能否成立正当防卫，传统的刑法理论采用“不法”和“急迫”的规范性标准进行认定。但是，规范性标准仍存在不少问题：要么法律论证自相矛盾，要么得出的结论令人难以接受，要么是在规范性标准的名义下进行超规范的盘算。以“个人保护原则”和“法保护原则”作为认定正当防卫的政策性标准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合法性。 
假想防卫过当的场合，根据行为人对过当事实有无认识，可以区分为故意犯和过失犯。由于行为人在对假想侵害进行反击时有防卫过当的认识，因此，其责任的追究，只能在其主观认识即防卫过当的认识限度内进行，否则，有违反责任原则的嫌疑。只是在以防卫过当的规定处罚假想防卫过当时，必须注意其与通常只能作为过失犯定罪量刑而不能“减免处罚”的假想防卫之间的衡平。 
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亲友负有主动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归案的义务，但司法解释将拟制自首作为一种从宽量刑的情节，符合刑法学基本原理，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符合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有利于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司法实践中，认定拟制自首需要界定“亲”与“友”的范围，识别虚假的协助归案，注意从轻幅度，强化证据和程序意识 
一般累犯刑种条件包括两部分内容，分别为前判刑罚与再犯罪刑罚的种类要求，刑法规范均要求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才能成立一般累犯。将待决定的对象作为成立条件来予以运用本身就会导致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还要对符合一般累犯条件的再犯罪刑罚从重处理，又形成了逻辑上的悖论。用刑种条件作为标准也与现行的刑法规定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 
对累犯宣告拘役刑是否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与如何把握《刑法》第65条规定的“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关。最后考虑累犯情节的做法可能不利于被告，并且会存在着将法官导入先入为主之误区的危险。判断是否“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应该只根据与后罪本身直接相关的犯罪事实，在确定了是否成立累犯之后再考虑其他的与行为人的可谴责性有关的案前或者案后情节，这种将累犯情节前置的 
本文论述了无限防卫权的历史沿革，提出了行使无限防卫权应具备的条件、现行立法的缺陷及其完善等，并从总体上阐述了无限防卫权的利弊。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其目的是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做斗争，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本文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概念、特征以及防卫过当等法律问题进行评析，并阐述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具体内容，由此而提出关于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的相关问题。
与有特异体质者互殴引起的对方隐性病症发作而死亡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2001年5月15日22时许，某镇农民王甲在某饭店就餐时，王某与李某发生争吵，饭后王又追李至李丙家门口处，从后边用手杵李乙肩、颈、背部并揪李衣领，摁压其头部，致使李乙颈部屈曲，随即坐于地上并当即突发死亡。事发后，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所以李乙颈项部挫伤痕迹认定李乙“系被他人暴力性扼压颈致窒息性死亡”。针对这一案情:第一种观点认为，对被告人王甲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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